在昨日下午召开的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专题座谈会上，多位来自共青团和青联界别的政协委员围绕“科学把握超大城市治理规律，持续提升首都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发表意见建议。他们还积极提交提案履职，为推动青年创业、加大青少年科普场馆宣传、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等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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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智能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刘晗：

社区低层级规则制定前应尊重市民参与权和表达权

在昨日召开的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专题座谈会上，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智能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刘晗以“法治与科技相结合，促进城市精细治理深入创新”为题发言。他指出，在城市“精治法治共治”中的“法治”维度中，应研究制定《北京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同时研究探索行政处罚领域之外的裁量权基准制定。此外，应运用法律思维中蕴含的管理智慧，进一步促进城市管理人性化。如在社区的一些低层级规则在制定和发布前，应尊重市民参与权和表达权，也像法律法规制定一样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刘晗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行政裁量基准”，2022年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首次对建立健全裁量权基准制度作出系统安排。近年来，北京市各部门都已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具体案由和处罚规则成文化、类别化。刘晗建议，研究制定《北京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总体规范各具体领域裁量基准的制定执行，严格制定和发布程序，确保适用科学合理。同时，研究探索行政处罚领域之外的裁量权基准制定，推进行政许可更加便捷高效、行政征收征用更加公平合理，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更加规范。大力推进智能技术应用于行政裁量规范化和标准化。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和区块链等技术，将裁量权基准嵌入执法系统，精准投送执法人员，有效规范裁量权行使。

刘晗表示，还应结合技术手段，创新普法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提升普法精准化水平。比如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对市民更精准地进行“用户画像”，运用新媒体手段精准推送涉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裁量基准的普法内容。在普法中，增进趣味性，运用网民熟悉的语言，让市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着”。

刘晗强调，应运用法律思维中蕴含的管理智慧，进一步促进城市管理人性化。在城市管理各领域不断建章立制、夯实硬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他举例说，各级政府和街道下发通知或新规定时要有预期思维，留出提前量，给足市民反应时间。特别是应急管理法治领域，运用法治思维稳定市民心理预期，促进和谐稳定。权利思维，如社区的一些低层级规则在制定和发布前，应尊重市民参与权和表达权，也像法律法规制定一样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履行相关程序，使得相关规则能够更好地落实和执行。关注隐性利益相关人思维。如不断发掘社会主体，甚至看似不相干的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像北京某社区物业将拾荒者组织起来，参与垃圾管理，就起到了良好效果。总之，结合具体场景，运用法律和科技相结合的方式予以突破，有助于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创新，为高水平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城市作出贡献。”

刘晗对数据确权也更为关注，他带来的相关提案指出，数据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兴科技创新的基础资源。然而，对于数据资源的产权确定问题，仍然缺少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标准，由此产生了诸多隐忧。因此，他建议，将《北京市数据条例》尽快纳入立法规划。建立《北京市数据条例》立法专班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尽快启动立法进程。同时将数据确权作为立法重点问题进行研究。充分结合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特点和前景，广泛调研数据要素参与各方，凝聚共识，探索中央“数据二十条”中提出的数据权利“三权分置”（持有权、开发权、经营权）的“北京方案”。积极构建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统筹授权，设立有偿使用和无偿使用的各自标准。积极探索企业数据产权的界定标准，如参照知识产权法上的“额头出汗”原则，切实保护为数据开发投入资源和劳动的数据主体的权益，鼓励创新创造。积极建立个人数据的财产权实现机制，探索个人数据集体委托和数据经纪人机制，集中管理和实现海量用户的个人数据。“这样使得北京不但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也成为全球数据立法的标杆城市。”刘晗说。

市政协委员、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一轩：

加快建立健全青年创业者个人破产保护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代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城市的活力和未来，归根结底是能否留住青年，是能否给青年施展的舞台。“我在工作过程中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青年创业者，这些青年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有国际视野，有梦想、敢尝试，具有创业热情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普遍缺乏财富积累，一旦创业失败，他们要承担对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将影响到整个家庭甚至整个人生。”市政协委员、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一轩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对青年创业者的适度保护，有助于降低创业群体对风险的过度畏惧，建立类似硅谷“包容失败”的创业文化。

高一轩建议加快建立健全针对青年创业者的个人破产保护制度，出台符合北京实际和可操作性强的立法指引，为北京地区“诚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依法清理债务、重返市场的制度依据，为将来国家层面个人破产立法提供北京模式和经验。

此外，个人破产立法的具体制度和规则构建上，特别注重适用主体的审查和债务免责范围的周密设计和规制。应规定系统性维度综合、客观判别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并设定考察期，对可予免责的债务类型和时间范围、免责的自动或许可等方式以及免责后的监督撤销机制等规则，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以实现筛选法定诚信债务人的目的，避免部分债务人滥用破产制度逃避债务。

高一轩建议，深化整体信用体系建设及与个人破产制度的对接和运用。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加快京津冀地区以至全国的联网查询机制，将个人破产制度与个人信用挂钩，做好破产全流程的信息披露公示和监督，执行资产瞒报漏报和失信惩罚机制，阻塞恶意逃废债空间，提供个人破产制度的公信力和认可度。

争取金融监管部门支持，招募投资者盘活债务人资产。由政府建立与金融监管局、银保监会等机构的协调机制，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入第三方投资人的融资或进行资产收购，通过市场运作盘活闲置在债务人手中的“僵尸资产”，恢复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同时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

个人破产在破产申请至程序结束后，会涉及大量的咨询与援助，以及持续的监督、调查等事项，应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及社会化服务机构，协同解决个人破产程序衍生的相关问题。

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李永乐：

建议编写青少年科学文化场馆打卡手册

近年来，北京的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场所开展了大量有趣的科普活动，带领青少年进行科学实践课，大大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但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等大型场馆人满为患，大量颇具特色的中小型科学文化场馆却因为缺少宣传渠道而乏人问津，造成了资源浪费。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李永乐带来了相关提案，建议增加科技文化场馆宣传渠道，以《红领巾爱首都科学实践地图》为蓝本，打造更加系统化的北京市青少年科学文化场馆打卡手册。

据李永乐了解，很多青少年和家长对北京市的科学、文化场所的位置、开放时间、场所设施、所设展览以及开展的教育活动都了解有限。在节假日，家长带孩子去的科学文化场所主要有中国科技馆、北京动物园、北京天文馆、北京植物园等大型场馆。但实际上，北京市有数百个科普教育基地，有大量颇具特色的中小型科学文化场馆因为宣传少，导致了乏人问津。还有许多科学场馆、博物馆里都有大量的馆藏设施，青少年由于缺乏了解，多数采用“随机游走”策略，造成资源浪费。现在，许多科技场馆都会定期举办各种科普活动，但青少年和家长如果想了解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需要到各个科技场馆的主页搜索查询，由于信息较为分散，也容易错过他们感兴趣的活动。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李永乐建议，以《红领巾爱首都科学实践地图》为蓝本，将北京市内面向公众开放的科普文化设施分门别类，编制一套更加系统化的北京市青少年科学文化场馆打卡手册，并公开出版。《红领巾爱首都科学实践地图》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编写，对北京市内的几十家科技场馆、博物馆、实验室进行综合介绍，并组织青少年使用这本地图册实践打卡，至今已先后有70余万少先队员参与了活动。

他认为，新的打卡手册可以包括科普文化设施的地点和营业时间，场馆的特点和主要馆藏内容，特色展品的照片，相关展品的科学原理、历史文化介绍等。还可以针对每个场馆安排特定打卡区，青少年持手册来到科技场馆，就能在特定区域获得贴纸或印章，以增强青少年的成就感，吸引青少年更多参与科普实践活动。

此外，还要建立场馆信息自媒体。在公共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建立面向青少年的北京市科学文化场馆自媒体账号，发布打卡手册的电子版，各个场馆开展实践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报名方式，以及每个场馆的参观游览路线建议等。青少年和家长可以根据该自媒体发布的信息，一站式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学文化教育场所。

李永乐表示，对于科技文化场馆的宣传还可以配合“双减”政策，在北京市的中小学推广第一点中的打卡手册和第二点中的自媒体账号，并鼓励青少年在课后三点半、节假日和实践活动课时间，充分利用北京市优质的科学文化设施，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科学、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的文化。

市政协委员、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王昕：

大力推进医学与多学科交叉融合

医学人才培养和医学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市政协委员、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王昕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有医学教育体系与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王昕说，目前公布的规培基地数量较多，但存在区域、师资和专业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同时，现有规培模式与政策初衷和行业评价体系相矛盾。比如，由于招生和住培专业设置问题，专硕生进入住培后往往专注自身专科学习，限制了全面能力的培养。此外，医学人才“岗位胜任力”不足。比如，现有医疗体系中，专科化人才占据主导地位，全科人才及多脏器、复杂疾病处置的医学人才相对不足。

王昕从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包括严控入围条件，加强动态评估；提高薪酬待遇，保障基础需求；优化住培模式，分层引导规划；推进教育改革，平衡“专精”“全面”；融汇先进理念，丰富医疗内涵。具体来说，从政策上严格要求住培基地保障专硕研究生和社会住培人员在教学和轮转考核方面的统一，鼓励有条件的规培基地提供合适的选修课程，尽早推行基础科研教学，支持专硕开展课题，引导有读博需求的学生向具有科研兼顾条件的规培基地分流。

加强面向所有住培生的全科医学教育，建立起精、通、博相结合的知识结构。同时，考虑到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增加公共卫生在教学计划和考核中的比重。此外，在医学继续教育体系中树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进医学人文教育体系规范化、系统化建设。

大力推进医学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在住培生教育中增加“全球健康”和“全健康”相关课程，鼓励高校建设相关研究机构，针对人兽共患传染病、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展开研究，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为应对新发、再发公共卫生事件储备人才与技术。

本版文/本报记者王斌解丽董鑫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