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监管机构发起提高估值运动以来，维权投资者向股东大会提交的方案数量大幅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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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咨询公司IR Japan Holdings Ltd的最新数据，维权投资者今年提交给股东大会的方案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60%。并且，这个数字达到了去年58个方案的历史最高水平的75%。
维权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均希望，日本上市企业能够结束长期以来的“躺平”心态，持续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而实际上，日股是今年以来表现最强劲的股市之一。上周三，日本基准股指日经225突破30000点大关，创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33年的新高。
遇冷30余年的日本股市重获资本青睐，与巴菲特带火的“日特估”不无关系。
中金公司丁瑞团队在周一公布的研报中表示，近期日股的上涨主要来源于外国投资者大幅买入的推动，进一步看，巴菲特效应、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政策引导、疫后红利的体现、资产配置层面的考量是近期触发外国投资者买入日股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中金公司表示，目前日股中“泡沫”成分相对较少，中长期3万点成为日经指数顶部的可能性或较小，但仍需留意短期内出现回调的可能性。日股的上涨、日元的贬值或能在边际上推动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
巴菲特带火的“日特估”是什么？
“日特估”主要是指以日本五大商社为代表的被低估、但有高分红且正改革治理能力的日本上市公司。
巴菲特上月访问日本时表示看好日股，并考虑加码对日本五大商社以及其他日股的投资。“股神”表态后，五大商社股价飙升，对冲基金Point72、Citadel、黑石、KKR等华尔街大鳄也相继造访日本。4月份日股外资流入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据野村证券此前研报介绍，“日特估”这一概念始于安倍经济学时期的《伊藤报告》。
日本前首相安倍于2013年6月推出日本复兴战略，明确要求提升日本企业的ROE（净资产收益率），即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以促进就业、提高企业价值，刺激日本经济发展。
2014年8月，在经济产业省的提倡下，一桥大学的伊藤邦雄教授主导发布了一篇《伊藤报告》。
报告中指出阻碍日本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原因是企业较低的盈利水平，强调日本企业应该追求8%以上的ROE水平。
《伊藤报告》为一直以来的没有明确目标值的ROE指出了方向与依据，报告公布后，ROE指标在日股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此后，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制定了明确的ROE目标并向股东大会作出说明，大量持股的机构投资者也更积极地参与监督上市公司的效率提升。
在安倍政府上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东证指数的ROE持续上升，至2018年已升至9.38%。
四大因素触发，外资涌入日股
外国投资者一直以来都是日股最大的投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资决定了日股走势。
为何外资在近期选择大幅买入日本股票，中金认为有四点因素：
巴菲特效应：
今年4月，巴菲特人生第二次访问日本(第一次于2011年)，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 “目前虽然只持有日本五大商社(贸易公司)的股票，但是一直都有考虑追加投资日本股票，最终是否投资取决于价格”。
目前巴菲特持有日本五大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红)的股票，总计约1.9万亿日元(约140亿美元)，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投资总额中占比约5%，日本为美国之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在投资界有众多投资者“信奉”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因此近期对日股大幅买入的外国投资者当中或部分来自于巴菲特的“信徒”。
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政策引导：
长期以来日本企业重视确保市场份额以及积累现金，反而相对轻视面向股东的回馈，导致日本股市估值整体长期处于低位。2022年时点，纳入东证指数的约2000家公司当中有大约一半的公司PBR低于1倍。
为了改善长期以来的低估值，东京证券交易所在2023年3月底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对于PBR长期低于1倍以下的上市企业，要求其公布具体的改善计划”。
受东证证券交易所该政策的影响，今后日本的上市企业在边际上或更加重视资本的有效利用以及对股东的回馈，进而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带来资金的流入。
疫后红利的体现：
日本对疫情管控放松开始的时间较晚，放松的程度也较缓，日本的疫情逐步放开基本从2022年初前后，直到2023年5月8日，日本政府才将新冠下调至“5类感染症”，并完全取消新冠相关的管控。
较晚的疫情管控的放松也将疫后复苏的相关红利反映到了2023年的经济当中。
疫后红利的主要体现之一也反映在入境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日本政府公布的入境外国游客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成左右的程度，然而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观光人数目前还占比有限，未来或成为新的增长点。
资产配置层面的考量：
从货币政策、地缘政治风险等维度出发，外国投资者或通过排除法最终买入日股，同时也有部分外国投资者担心“没有投资日股而错过本轮日股大涨”的风险，进而追随性地买入日股。
“价值回归”是主线
富达国际基金经理DaleNicholls表示，日本企业增加派息和股票回购，使得日本市场提供的总回报较其他发达市场更具吸引力。
DaleNicholls认为，虽然中国的国企和日本上市公司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共同点可能在于，投资者都关注“价值的回归”，即一些公司的潜在价值正在被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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